王元化悲悯生死的学术情怀

转自：《杭州日报》/私人书架

　　曾经和一位1950年代毕业于北大的老先生闲谈，听他娓娓谈及问学于王瑶、钱钟书、俞平伯诸学者之种种，不由心生艳羡，不料这位老先生说，他们那时候反而惆怅于前不见胡适、傅斯年、周作人等“古人”。真是后人叹今人与今人叹古人何其相似。

　　文/张旭辉

　　《读莎士比亚》是王元化先生和夫人张可的旧译。我对王先生的这类作品一窍不通，也从不敢置一辞。但曾多次阅读他的名作《清园夜读》，尤其新近陆续印行的“十力丛书”，选取王先生历年来回忆、评论熊十力先生的诸多文章，结合熊先生著作一并读来，会心处尤多。

　　一个学者的学术路径，往往和个人经历关系甚大。基督教家庭的背景当然是王先生学术和个人审美取向的决定性因素。他对黑格尔、康德等大思想家的研究和发挥，角度既不同于某些主流学者，深度和体贴度恐怕也绝非彼辈可望项背。王先生对先秦诸子和清朝学术也有相当深刻的看法，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主编《学术集林》，极力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符合他的一贯思想路径，虽说只是发前人之覆，但在当时知识界的大环境下，的确是有深意存焉。至于效应如何，恐怕王先生本人和他的某些友人都不敢多想。正是在上述两方面的深厚功底，使得王先生无愧于这个时代卓越思想家的定评。

　　认真想想，王先生于德国大哲、英国文豪和中国大儒都别有体认，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反映了组成他思想结构的两个重要因素，那也是和他同时代的台湾学者鹿桥先生在《未央歌》中极力倡导的“论文”和“诗篇”不可偏废，尤是他们那一代学者所自恃的兼修之功。年轻时惊天动地的激情，必须要和经历世事后沉淀下来的踏实理性融为一体，才能成就一生事业。这在王元化、鹿桥的前辈学人王国维、陈寅恪、陈梦家等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譬如上举三位学者，年轻时何尝不是热情澎湃？血气所致的个人情感绚烂之后，都归于《尚书》首见、又被魏晋文论所发挥的“沉潜”路径，尤其是陈寅恪先生集个人身世、修为和时代大潮之洗练，成就了中国历史学研究“诗史互证”的卓绝路数。

　　曾经和一位1950年代毕业于北大的老先生闲谈，听他娓娓谈及问学于王瑶、钱钟书、俞平伯诸学者之种种，不由心生艳羡，不料这位老先生说，他们那时候反而惆怅于前不见胡适、傅斯年、周作人等“古人”。真是后人叹今人与今人叹古人何其相似。

　　王先生年轻时致力于革命，不料后来卷入胡风事件，又后来和他的诸多友人一样难免于文革狂潮。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在不可控制自己卑微的命运时，精神分裂、中风之类的覆巢之厄如影随形。今天的读书人大概已经很难想象前辈独处囹圄时的彷徨，那到底是个人命运的毁灭，还是历史赋予的独特机遇？现在谈来既没有所谓了解之同情，也难逃肤浅之讥。历史已经隆隆而去，今人恐怕连些微的声音都已不闻，鲁迅不是说过国人是健忘的吗？王先生他们置身于自己的历史时，不会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知我罪我，皆在斯篇”的史家哀叹。他们的作品俱在，残酷的历史早已冲刷了无数次午夜梦回的情怀波涛。但历史也早已证明，通过他们的字句，后人不但看到了前辈学人泽被后世的学术，也看到了令人悲悯生死的人生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