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白白来时路

作者：陆谷孙    转自：新民晚报    摘自：《人间世》

1962年，陆氏父子合影（当时陆谷孙开始攻读研究生)

作者陆谷孙近影

陆谷孙的父亲达成公，越南工作“易饰”时期

    在一篇旧文中，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现世给了我不少虚荣，老实说我都不怎么看重。最令我自豪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先父对我的殷望和‘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饰’的教诲，衷心铭感，匪言可宣！”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始终扮演不好什么委员啊、劳模啊、名师啊之类的角色，但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
    
    朋友、学生、学生的学生、素昧平生的读者都想知道关于我父亲的事，特别是陆灏宗兄屡次催促，使我踧踖不安，似乎从他第一次出题至今，这样不日不月地拖着，今日不为，于计已晚，再不动笔就要此恨绵绵了。就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我开始战战兢兢做这篇“命题作文”。
    
一
    
    先父，达成公，讳鸿逵。当时江浙一带出了个悍匪，与父亲同名，先父为避嫌而以字行，竟成毕生，与我的两个叔父鸿畴（冯亦代银行工作时代之友）和鸿渐（曾是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辈名遂殊。后来知道，“达成”二字原作“达臣”，是我祖姑丈朱敏人（名元树，晚清甲辰科翰林，上海财大朱斯煌教授之父）根据孟子“不达不成章”古训改过来的。我们陆家，包括我这一代“孙”字辈在内的男性新生婴儿和“範”字辈的女婴，都请这位“朱家公公”起名。
    
    读了上段，读者诸君可能误以为我们余姚陆家是什么名门望族。非也。祖父酷爱翰墨，雅好书法，只是迫于生计而供职钱庄，俟家境稍有好转，才得以送长子先进私塾，后入县立高小。据父亲回忆，当年的高小，最后几年既要读经，又习英文，科目之多以及教学水准之高“不让今日中学”。父亲不甘就此，遂于1919年15岁时来上海投考中法学堂（校址为今日沪上八仙桥的光明中学）。学堂分初、中、高三级，其中高级相当于震旦大学预科，教员多为法国神甫。父亲晚年自称：“只要有书读，枯鱼还可入水。”在中法学堂三年，他每学期跳越一级，据说创造了学堂历史上进步最快的纪录。我至今保存着学堂奖给优秀生的厚重洋装书，如《拉封丹寓言》以及比寻常旅行箱缩小五六倍的硬皮书箱。
    
    1921年，父亲北上投考法人经办的陇海铁路车务见习生，在百余名考生中以第一名录取，因而得以留在郑州的总工程司办公处当练习生，从打字、收发等琐细杂务做起，五年后被提擢为比利时籍总工程师的秘书。父亲在繁忙工作的同时，开始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作长篇的叙事文，其中相当一部分刊布在《北京政闻周报》（LaPolitique de Pekin)上。父亲说投稿的目的不在稿酬，而是为“一雪未上大学之耻”。
    
    继陇海铁路之后，父亲先后谋职于报酬较丰的通成（经理周作民）、华年（经理黄师让）等公司，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又外驻越南（时称安南）海防一年——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易饰”而穿西服的一年——直至抗战爆发始回到上海。祖父享年五十八而逝，时年未及而立的父亲从此便担负起全家的生计，维持祖母、我母及我大姐生活之外，尚需供付我一叔二姑的学费，还要悉索敝赋，清偿同胞手足经营不善导致的亏负，使先人遗泽和父亲本人近十年的积蓄尽于一旦。
    
二
    
    我出生于日占时期的上海中行别业。在长姐範先之后，幼子谷孙(即笔者)之前，我母还育有二子一女，除二姐範九外，余婴均未存活。时因汪伪储备银行某科长叛变中共遭制裁，日伪对中国人办的银行实行报复而突然扫荡中行宿舍（此事散见于对极司非尔路76号魔窟的多种回忆文章中），我家遂匆匆搬离，迁入建国西路合群坊。我最初的人生记忆便是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入夜，厚重的窗帘拉上，老式的百代留声机开动，传出父亲从秘密渠道买回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唱片的激昂歌声；家中女眷出动去“轧户口米”天黑未归，祖母念佛，父亲踱步不止；大人摁着我理发，我扑腾挣扎，一面大叫：“你们都是日本人啊？……”也是在合群坊，父亲开始教我看图识字，用的教材就是当年中法学堂的奖品《拉封丹寓言》；稍后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对子书》等，督促背诵唐诗，还讲《最后一课》等爱国故事。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美军B-29轰炸机时袭日占上海，关于上海将成焦土的谣言蜂起。全家会商后，决定二、三叔分别自立门户，父亲奉祖母携妻孥雇帆船出吴淞口经杭州湾返抵余姚的老屋生活。就是在船上，我记得，父亲教我背下了“孤帆远影碧空尽”等诗句。“文革”中，往返设在崇明的五七干校，都要乘坐渡轮经过吴淞口。时隔三十年，我还常回忆起幼时回乡的一幕幕往事：大人以木箱箱面为桌，陪祖母雀战消磨时光，而我和父亲睡同一个“被头筒”（指被窝），似是此生父与子唯一的一次“肌肤之亲”……
    
三
    
    在余姚生活的五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夏日，听得父亲启牖，就得赶快撩开蚊帐下床练字。表哥朱锦心（二姑母之子，父亲视若己子）练颜，我学柳。父亲一再灌输的书法理论是“胸中不正，则眸眊；眸眊，则手抖笔颤。”后来读书多了，方知前一句是孟老夫子的古训，后一句大概是父亲的发挥。除了写字，就是小和尚念经式的背诵。今天还能记得的有《二十四孝》《增广昔时贤文》《曾文正公家书》等。夜晚，在天井乘凉，父亲教我们识星的同时，读出“遥看牛郎织女星”等诗句，我们便摇头晃脑跟着吟诵。后门传来叫卖杨梅的声音，女眷们赶去买回大嚼，直到她们的嘴唇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当年余姚县城晚八时鸣笛断电）变成一张张“血盆大口”。我的描绘，还有我写到外婆走路步态像家里养着的大鹅，父亲听到或见了，会隐隐一笑；在他，这已是种难得的奖励表示了。我这一生没有受过父亲的表扬，除了一次，那时已回上海续读小学，某年考试成绩优秀，他专程到书店买来一册商务版的《辞源》（改编本），在扉页上用工整的小楷写下：“爲榖兒在上海南市爱群小学六年级本学期考试成績優良特購贈此書誌贺並勵未来一九五一年一月於上海達成”。多少年后，当我已是大上海的一名高中生时，父亲仍严令不许穿皮鞋，不得戴手表。某次，为了显摆，我擅取父亲留在抽屉里的多余手表戴着上学去，不知怎么的，给父亲发现，没等我下课，表哥已由父亲派遣来校，当着同学的面，摘下手表没收而去，放学回家还要写“不告而取即为偷”的检讨书。父亲殁后，我们打开他的私人皮箱，里面积存的唯有孩子们的成绩报告单和我的那份检讨书。为教育后代计，我把这些旧物统转小女霁儿保管。
    
    1947年初夏某日，母亲胡雅韻因患癌症逝世。父亲当时已去上海谋事，被急电召回，只见他走到母亲遗体前，掀开白布盖头，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就过来对我说他不是祭客，我不必再跪着了。说时，镇定中像是透出对我这八岁稚子而不是对他自己的深沉怜惜。当年，父亲才43岁，母亲殁后，促他续弦的呼声很高，好像父亲也确曾有过一位叫“刘小姐”的女友，但父亲鉴于上有高堂，下有幼孥，出于超人般的责任感，毕竟终身未曾再娶。
    
    母亲早亡，父亲远行，我们便由祖母一手抚养，但学业进退仍由父亲每周至少一信“遥控”监督，他自称为“龙文鞭影”和“长辔远御”。幼时只知口头背诵的诗文，如今渐渐从文字上识得，有一种“重新发现”（rediscovery）的乐趣，诗文原来的意境以及背诵时候的情景双双叠现，父亲对此鼓励说：“记问之学不为学”，意思说仅用作谈资或为答问的肤浅知识算不得学问，要“入乎耳，箸乎心”才是。
    
四
    
    父亲通成公司时代的同仁董浩云善自为谋，此时已独力经营中国航运公司，业务日上，力邀父亲去主事总务，后更兼及诉讼文字和航运史等的定稿工作。父亲文辞犀利，孰褒孰贬姑且不论，一时在业界有“陆刀笔”之称，因而颇得董氏倚重；薪酬也较前大增，数年后得以与公司的另外两名高级职员同在上海蓬莱路新式里弄万象新村各购入一栋私宅，但是对丰俭，父亲对子女曾屡有中冓之言：“极俭可，略丰也可，大丰则不敢也。”今人会哂此话是迂腐的中庸之道，但若真个付诸实施，准可渐臻心安理得的境界。以后，父亲应董氏之召，调往香港任襄理兼总务，曾为资方拟出种种规章制度，力行罚不避贵，赏不遗贱，颇为董氏欣赏，但受到少数罔游于逸之辈抵制。办公室士气萎靡若此，父亲心灰意懒，兼之悬念沪上家人，才毅然提出辞呈。董氏几通函电挽留未果，父亲于1952年9月回到上海。
    
    父亲回来，与原来从事少儿出版的应启元合作，搞起中国第一家手风琴厂，取名“百乐”，想来当与“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大形势有关，俄曲多用手风琴伴奏。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个文人，归宿不在商界。于是，应旧友徐懋庸的邀请，他在1956年应聘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尚未分立）哲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法译汉的工作，算是遂了“重操旧业”的愿望。父亲在这儿经历了“反右”等政治运动，又潜心研究哲学，与“老徐”叔叔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诗词应和不断，我想这对于父亲了解商场以外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和现状，都有牖前通明的作用。父亲绝对是个刚烈的爱国者。
    
    在晚年父亲看来，政权的更迭，与其说是某一股力量的胜利，莫如说是另一股力量的失败，而焉知前一股力量不会来个“否定之否定”？
    
    他质疑卢梭《忏悔录》的真诚和真实性，认定其对后世的影响煽情有余，未必没有负面作用，更以卢梭早年丧母而形成的畸形性格，要我引作镜鉴；他在参加《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及后来六十年代反修“黄皮书”的译编工作的同时，对文学翻译的爱好得以重续，曾对罗大冈先生的阿拉贡、艾吕雅等作品的译文，系统提出过意见和建议，蒙罗先生多有采纳，并从此磋商渐频；他曾与北大徐继曾先生合作译事，前几年我还收到过徐君后人寄来的旧译重版稿酬；他译的圣佩韦文论被我系伍蠡甫先生编入《西方文论》教科书；他和徐懋庸合译的三联版加罗蒂专著《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想来对今日研究“西马”的学者仍有参考价值；他曾想全文译出都德的短篇小说集子《星期一的故事》，终因暴病而未臻其事；他一直想译的大盗亚森鲁宾的故事，久计成灵，幸亏后来由我友徐和瑾借去原文版译出问世，使中国读者知道法国有个比英国的福尔摩斯还厉害的角色……
    
    父亲喜爱北京的四合院，曾有意举家北迁。我投考大学时填写的第一志愿便是北大的法文系，见我已被复旦英文系录取，迁家之议始寝。
    
五
    
    父亲为人向来刚直狷介。我至今仍记得他如何正色训斥当年国民党浙江省省主席黄绍竑的女婿（也算个桂系“太子党”吧），当面称他是“猥琐小人”。对自从被鲁迅怒骂之后便鲜有好日子过的徐懋庸叔叔，父亲知他吸烟瘾大，即使在退休回沪之后，时将凭票购来的好烟积存后邮寄北京相赠。
    
    父亲这样的性格，在对知识分子如“万吨水压机”（父亲原话）般锤炼的政策面前，不免处处碰壁，自然早萌去意。所以，等我1962年大学一毕业，他即以“历史使命终于完成”为辞，立即退休回沪，并开始蓄须。这以后的三年，从“物理存在”意义上说，是我们父子最为亲密的三年。我当时已开始攻读研究生，每个周末从学校回家，父亲必已准备好美食，吃完晚饭，双双步行到近处影院看一场电影……
    
    1949年以后，父亲有种强烈的有产者恐惧症。故乡余姚的几椽老屋既是私产，又因年久破败，守屋亲戚时来索取维修费用，形成父亲的额外开支，实已成“暹罗白象”。1965年5月1日，乘我二姐夫公假有空，父亲便由他陪伴，亲去余姚，与民政部门洽商，把房屋无偿献交国家。5月17日事竣回沪。翌日，父亲重又按原来节奏起床，工作，傍晚时分照例外出散步一圈。他走过小食摊，见臭豆腐油亮可爱，食指大动。待臭豆腐下肚，突觉嘴干，便又食小冰砖一块。油腻和冷食夹攻，入夜，父亲突然腹痛如绞，旋被送进医院，二姐即电召我赶快从学校回来探视。不知怎地，我这时已有不祥预感，但在送父亲进手术室时仍一路随侍，举手握拳，想把力量传导给父亲，父子合力挺过这一关。手术四小时后，父亲胸腹部位缠满纱布绷带从手术室出，被推进病房。是夜，由我和二叔陪侍，父亲始终昏迷，只在神志完全迷乱之中，突问：“今天的报纸来了没有？”又急促地说：“祖宗在罚我。”长夜漫漫，陪侍中我也曾走到病房外晦冥的长廊，对着如水的月光和磊落星空，虔诚跪下，祈祷宇宙间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能把父亲从“不曾有旅人返回的未知疆域”拉回来，还给我！然而，也许真是祖宗惩罚父亲献屋，也许是我对父亲尽孝不够，感动不了列祖列宗，他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次日（即5月20日）早晨7点25分，向扑倒在他身上的儿子的脸上呼出最后一息。
    
    父亲只活了62岁。我今年已经68岁了。这几天写这篇长文，东坡一首词里的几句，老是萦绕耳畔：
    
    “几时回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抹云”；于我，还另有一“对”，那就是，对一个人——我的父亲！（此文有删节，完整文章将刊于上海书店出版的《人间世》。）
    
【作者简介】
    
    陆谷孙  1940年3月生，祖籍浙江余姚，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亚洲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等；主编《英汉大词典》（上下两卷），上卷获中国图书一等奖，下卷获上海市优秀图书特等奖，全书还获中国首届国家图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等。《英汉大词典》补编和第二版分别在1999年和2007年出版。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国内外发表《中国的英语教育：二次叙事》（英语）、《传统与创新：论英汉双语词典编撰》（英语、汉语）《非理想化，非理性化，非文脉化：后现代之我见》等论文60余篇；发表英译汉《幼狮》《极乐城》《二号街的囚徒》等数十种文艺、文评及社科类作品，总字数逾200万以及《明式家具》等文艺类及电影类汉译英文字10余万，审校《上海市申博报告》等汉英、英汉译文多种；发表杂感小品不计。

大型城市光可爱或宜居是不够的

陈冠中 　　创办杂志、做过编剧，又辗转到了台北，办电视台，在港台及内地的生活经历，让香港作家陈冠中获得了更为直接的城市经验和开放的观察角度。从自身城市体验出发，他在新著《城市九章》中，探讨了理想城市的未来。 　　陈冠中对于城市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源于1976年在香港创办城市杂志《号外》。当时，新一代城市居民“雅皮”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浪潮刚刚在香港兴起，而《号外》从关注城市中人的衣食住行开始，深入城市精神气质的内部，关注城市建筑，并开始倡导融入城市历史景观的“文脉主义”。 　　陈冠中对一座城市的理解总是带着一种“人性”的色彩，他笔下的城市常常是拟人化的存在，人所具有的情绪、气质、质感、味道，一座城市也一样具备，比如，他说台北：“台北同时也是被世界遗忘的城市，那是另一种形态的寂寞。” 　　走走停停，陈冠中后来选择在北京生活，因为在北京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在家呆着，专心写点东西。而“如果我在香港只待在家里写作，是需要向别人作很多解释的”。北京是一座庞大、疏离的城市，好处是一个人怎么生活可以不用作太多解释。 　　《城市九章》的行文中不时穿插进不同地区的方言，让所收录的文章多了几分“地域文化”的灵魂和肌理。港式粤语是陈冠中最为熟练的方言，他曾自嘲自己的上海话，其实是60年前的宁波话，对于今日上海话，只学到几个流行词，说起普通话来，语句接近书面语，并不像北京口语。陈冠中认为，在书写方面，“北京人最勇于把北京方言及流行词写到文章里，不加引号，不作解释，好像全国都该看得懂，结果全国都真的懂了不少北京方言流行词。香港和上海作家在全国书报刊上写文章时，对方言的使用一般反而较为节制，会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力”，而“各地方言都很传神，适量的互相挪用可以让中文书面语更丰富”。 　　理想城市应参照雅各布斯或新城市主义的设计理念 　　《第一财经日报》：越来越多的声音谈到城市化进程中的北京，世界主义的趋势问题。今天的北京与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文化特征的城市之间最大的距离是什么？ 　　陈冠中：当代的世界主义强调的是和而不同的国际主义，一个世界主义城市的特点，一方面是开放、多元、宽容、自信，另一方面是居民关注国事及天下事。城市市民既是国家的公民，也是世界公民。文化上这样的城市一定是有创新能力的，因为创新往往来自多元的从容交杂，包括对被遮掩的优质传统的重新体验。北京居民很宽容、自信，不会小家子气，如果同时能以平常心拥抱世界，北京是有希望成就世界主义一级城市的。以我有限的经验而言，荷兰、德国、瑞士大城市市民的世界公民意识比较强。 　　《第一财经日报》：《城市九章》中，你引用美国人简·雅各布斯在《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列出的“一个好的生机勃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用途要混杂、街区要小、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能否描述你理想中的好城市的几个要素？ 　　陈冠中：在去过的北美城市中，我发觉自己喜欢的城市如纽约、波士顿、蒙特利尔、温哥华、波特兰、旧金山的核心城区，都有着雅各布斯所说的四个特点，欧洲的许多名城也是如此，而中国的上海、香港、台北、厦门等也有类似形态，它们跟一些完全受汽车交通所支配的城市在布局上很不一样。当然，对大型城市来说，光是可爱或宜居是不够的，还要有经济发展及就业机会，最好是都能兼顾——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如巴黎、东京、伦敦、苏黎世、日内瓦。大城市往往有四种区域，即前现代历史古城区、成熟小区或老区、新区及新城或卫星城。历史区应尽可能保留建筑和街道外貌。成熟老区也是无价之宝，不应大片地拆建骤变，而是要保育渐变，精耕式地加入现代配套、有节制地改建或修饰个别建筑物，以维系小区肌理。 　　任何人口增长中的城市，开发新区及建新城是必然的，硬件当然是新的了，更可以采用高楼，但布局仍应参照雅各布斯或现在叫新城市主义的城市设计理念，并以轨道客运及公共交通为优先。这样的城市新旧并重，兼顾经济发展及地方特色。理想的好城市都应是充满经济生机、宜居、环保节能、文化上既有底气也能包容差异。 　　城市化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用“一座庞大的新城，包裹着一座旧城”来描述北京的城市布局。你如何描述和评价北京的古建筑以及由此衍生的老北京的生活和现代建筑、现代社会的关系？个人比较喜欢北京的哪些区域？ 　　陈冠中：如果北京真的是“一座庞大的新城，包裹着一座旧城”，那就不那么令人伤感了。 　　对初访游客来说，北京的前现代的及现代的公共景点足够填满一次七日六夜游，为此留下深刻印象是没问题的。但对长期定居者来说，北京是一个散布着无数绿洲的沙漠。绿洲虽多，绿洲之间是相隔着大片失落空间及沉闷地带的，不利穿行，不鼓励徒步漫游，出勤出游要打车，城市的现代建筑物互不搭界，大而孤立，四周围绕着中看不中用的所谓景观，是给坐在汽车里的人遥观的，城市肌理被宽阔的汽车道路及孤岛式大型建筑物所割断，故此越来越少整片可爱的区域，只有某片的小区或某一条街的某一段，还能令人喜悦。 　　偶然重访北京的嬉皮朋友，大概会去后海、南锣鼓巷、“798”；时尚朋友可能会出没在工人体育场一带；外企朋友或许会花时间在国贸、建外；外地进京的游客会逛王府井；读书人总得去一下万圣书园。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各自去各自的固定的目的地，自己的绿洲或叫飞地(enclave)。我是为了北京各式各样有趣的人而定居北京的，出去只是为了见这些人。说得上是区域而真让人喜欢的，大概只剩下几个有历史的公园。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观察、记录和了解一座城市，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在一个急剧发展的城市里，你观察到的人普遍缺失的精神是什么？ 　　陈冠中：全世界超过一半人口已经是住在城市的了，城市化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到2025年，中国可能有10亿人要住在城区，相当于100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城市该如何建设，是人类的重大课题，我们需要建构好的城市发展观。举个例子：要保护农地和真正的郊野，就要限制城市范围，不作无节制的、低密度的、蛙跃式的、碎片式的蔓延，不“摊大饼”，并以内充(fill-in)方法优化市内土地以适量提高密度及建设高密度新城。这都不只是谈谈城市风貌、建筑风格的事了。每个人大部分的经验，都是在生活所在地发生的，我相信好的城市可以培育好的市民气质。香港在地铁出现前，公共交通稀缺，市民争先恐后，后来有了稳定的地铁服务，就算在繁忙时段市民仍守秩序。台北的书店特别出色，市民也比较愿意看书。厦门大同成熟小区两个人打架，街坊都出来劝架，换了冷漠新区，人们大概只会围着看热闹。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文：谢其章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邵洵美对三十年代文化的贡献是全方面的，是三十年代文化人中被低估的最为严重的一位。

    在对抗审查制度上，邵洵美和鲁迅本是一条战壕的。

    三十年代有一幅很有名的漫画《文坛茶话图》，人物众多，集一时之盛，画中有鲁迅、巴金、茅盾、林语堂、冰心、周作人、郑振铎、沈从文、叶灵凤、郁达夫、老舍、施蛰存等，而“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漫画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这个信号是明显的——邵洵美在三十年代的文坛是位中心人物，虽然自那时起邵洵美就越来越边缘化，七十年后他又被人们重新提起，甚至于试图再现邵洵美三十年代的光彩。上海有家电视台找到我，他们了解到我私人收藏了不少邵洵美主办的旧画报旧文学杂志，想在这档邵洵美专题的节目里多一个视角。我不愿意在电视节目里谈邵洵美——谈不痛快；我跟编导说我不参加节目录制，就在电话里聊聊邵洵美吧，正好手边有一套刚刚出版的五大本“邵洵美作品系列”，就此聊起。

    这套书分为“诗歌卷——《花一般的罪恶》”、“散文卷——《不能说谎的职业》”、“小说卷——《贵族区》”、“回忆录——《儒林新史》”、“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每书前都有图片，有人物照相，有书刊图片。邵洵美是大出版家，有自己的书店(“时代书店”)，有自己的出版公司(“时代图书出版公司”)，有自己的印刷厂(“时代印刷厂”)，有从德国进口的中国当时第一台影写版机器，这套影写版印刷设备，包括有两层楼高的印刷机，另有照相设备、磨铜机、镀铜机等一系列设备。解放初，这套机器作价让给人民政府(让价约为五万元，当初购新机时是五万美金)，新中国第一画报《人民画报》即是由这台邵洵美1932买的印刷机印出来的。我收藏有这台印刷机印出来的《时代画报》，又收藏有这台机器印出来的《人民画报》，意义当非一般。关于这台影写版印刷机有不少传奇的经历。据一直跟随着这台机器的老工人回忆，机器已光荣退役。当年他办的刊物印制得何等精美，再看看现在这套系列中的图片，似乎还不及七十年前的水平。也许是我过于关注邵洵美对现代出版业的贡献了，才挑这样无足轻重的差距，其实，这只是为邵洵美抱不平的一个方面，邵洵美对三十年代文化的贡献是全方面的，是三十年代文化人中被低估的最为严重的一位。

    在鲁迅先生笔下，邵洵美的出场，名字前面总会冠以别称的，譬如“邵公子”、“自称‘诗人’邵洵美”、“富翁赘婿”、“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等等。但凡鲁迅对某人有了成见，某人的名姓就会首当其冲地代主人受过了。邵洵美一开始是写诗的，1928年5月出版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这书的原版本很难找，我这次于“诗歌卷”里发现此诗最初是发表在《一般》杂志四卷一期(1928年1月)，我忽然想到去年夏天重金买的十几本《一般》，里面正好有初刊《花一般的罪恶》的这一期，此诗的上头还有钱君匋作的题头画，我本无心做“邵迷”，却每每在纸面上碰到邵洵美。在这期《一般》上还有一条启事，是章克标写的，他要“征求”《狮吼》半月刊，并称“备有相当酬报”。《狮吼》有邵洵美的背景，在当年就这么“一刊难求”，我更后悔几年前与它的擦肩而过——当初是嫌它太破烂了，——破可以修呀。邵洵美对文化事业做了很多的事，他办了那么多的刊物，他没做过一件坏事，甚至于连一件“不对的”事我也觉得他没干过，所以只好拿“富翁赘婿”与“欲登文坛，须阔太太”来做文章了。

    张伟先生在为本系列“散文卷”作序时写道:“邵洵美以诗而为人所知。他的诗作，除了1937年抗战后所写之外，主要作品在生前基本都收进了集子，没有大的遗漏。但是他的散文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虽然邵洵美不以散文出名，但他写的散文却实在比诗作要多得多。”邵洵美实际写的比较多的并非散文，多的是随笔，很方便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拿这本《不能说谎的职业》来说吧，几十篇随笔(有的应该算是“编后记”)即发在《狮吼》、《真美善》、《金屋月刊》、《时代》画报、《论语》、《十日谈》、《人言周刊》、《文艺画报》、《万象》、《时代漫画》、《声色画报》、《中国文艺》等刊物，这里面好像只有《真美善》和《中国文艺》不在邵洵美的旗下。说到这，打个岔，把邵洵美的文章收拢来出文集，这事应该由谁来主张？由谁来张罗？现在的迹象显示:此事好像是邵洵美的后人在主张在张罗(此套书的“编后记”均为邵后人所写)。惹得鲁迅很不高兴的邵洵美的《文人无行》发在《十日谈》，鲁迅为此写了一篇超长的杂文(鲁迅说:“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花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鲁迅文章里的引文用的是“剪报法”，不然的话，八九千字一字一字写去怕是一整夜也写不完。最近看到一封二十年代胡适写给钱玄同信的原迹，其中所引《老残游记》一段即为剪报，贴得整齐。可是，贴剪报原是为了省些写作的工夫，那连写都不必写，岂不最省工夫。熬夜写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这两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邵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这样的字句，损害了鲁迅的健康，连鲁迅自己都说“给‘女婿问题’纸张费得太多了”。现在好了，邵洵美的文章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至于不至于让鲁迅写八九千字你自己去判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毁者，称人之恶而损其真。誉者，扬人之善而过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上海沦陷时期，邵洵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不写(集邮文章除外)，不说，不作事，不出面，这也许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大节”——也是我们习惯忘记的“大节”。

    好几年前，我写过一篇书评，说的是林淇先生的《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现在其实并无新的话可说，但有了新材料就可以再说一些。这新材料就是刚刚买到的几册《十日谈》，说“刚刚”，是事实，因为本文写到上面那段就准备结束了，看了新买的《十日谈》，忽然看出了问题，就再啰嗦几句。《十日谈》我早先存有若干期，此刊总出四十八期，收齐的可能性不大，这回有机会正写着邵洵美就正淘到《十日谈》，真是天意。以前听说过报纸开“天窗”，没见过实物，这回无意间却在《十日谈》上见识了，您看这封面上(第三十九期)的“天下太平图”就是“天窗”，——白板一块，这可不是超现实漫画，——此画审查没通过。里页的漫画也只存文字没有画面，《十日谈》的漫画直刺当权者，直刺社会黑暗面，直刺时局，当然屡屡犯忌当然屡屡通不过审查，编者只好在“本刊启事”(第三十八期)里向读者说:“本刊第三十七期因送审查被抽去过多，溃不成军，不能如期发行，须俟重印成再发行，务希读者原宥。”而在第三十八期第一页，《盖和压》这篇重头文章也仅保留了“盖和压”三个字，旁边是巨大的天窗，这既说明漫画犯忌文字也犯忌，还说明了《十日谈》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林淇先生说“(《十日谈》)后来由于经常脱期而终告结束。”真是没道理的话，林先生这个“由于”的板子应该打向审查者而不该是被审查者。在对抗审查制度上，邵洵美和鲁迅本是一条战壕的。 

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

文：李宗陶  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2006年，在持续大半年的采访中，不止一个先生近旁的人告诉我，元化先生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这样的心愿里，含着多少对于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敬意！

　　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

　　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

　　临终前，他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去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这段文字，比较能够概括他这个人。”胡晓明说。

　　贯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这从他晚年最爱读陈寅恪的书，两次用“思辨”作为著作名可见一斑。2004年在《思辨随笔》日译本序中，他说，“‘思辨’一词并非取其现代涵意，而用其拉丁语源Speclum(镜子)之意，以说明语言反映潜在于物质世界的实质。我觉得这比《礼记》中所谓学问思辨的‘慎思之’、‘明辨之’的释义更为惬洽。我用‘思辨’为书名，不过是表示我在思想辨析方面企图发掘较深层次的某些意蕴而已。”

　　王元化一生都在思辨中。“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他那时的思想，可以找84-86年间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来看。”曾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秘书、现任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陆晓文告诉记者。

　　1955年的“胡风事件”，60年代的“文革”冲击，80年代的卷入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公案，以及主编《新启蒙》杂志期间的种种遭遇……王元化“思想上的几次反思”有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双重动因。

　　直到今年年初身在病榻之上，他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思辨。在1月19日与前来探望的学者林毓生的谈话中，他提到对于鲁迅和毛泽东诸多接近之处的思考所得，并认为“这些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过”，“如果这段删掉了，那整篇谈话录就没有发表的意义了”。

　　1995年，王元化先生在赠送给胡晓明的一部著作上，钤上“临风挥翰”闲章。“我心里的‘临风挥翰’，基本上是古代名士诗酒风流的生活形态。可是先生的题签却特别这样说明：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家藏永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板桥题画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看问题”

　　王元化对后辈问学的要求是：精研学问，不赶时髦，“为学不作媚时语”。

　　陆晓文回忆被组织上安排担任王元化秘书、与王元化初次正式会面的情形。“他问我，可知道名家？我说是春秋诸子百家之一。他说，你还行。”

　　胡晓明记得考王元化博士生时的面试。“就是到他家里，问我读点什么书。然后王先生拿出大段大段的古文要我翻译。那些古文就是当场把注释摆在旁边，梳理成白话文都很难。那些中古时代的古汉语，每一个语段都包含着很多典故在里面，更何况是没有任何注释的。我读完硕士教了几年书，正好看过这些文章，否则肯定是作不出来的。”

　　王元化对后辈的提携为学术圈人所共知——

　　80年代，高尔泰的《论美》出版。在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的建议下，他给王元化先生寄了书。

　　“回信长达6页，批评极其中肯。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

　　适逢美学热，《论美》销势正旺。“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

　　“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高尔泰反问：“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谁肯说？”

　　他的客厅，当年曾留下多少青年学人的身影！除了5位正式招进门的弟子，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李天纲……来来去去。

　　“王先生当年和我讲杜甫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沉郁：生命的厚重、哀伤，一点一点地传达出来。他讲文风沉郁，方是中国文章的极品。他不喜欢那种油滑的畅快的东西。他认为鲁迅的文风能够体现沉郁二字，他到今天还可以背诵大段大段的鲁迅的原文。他说年轻人读鲁迅的文章应该慢读，反复地读。”胡晓明说。

　　“我陪他参加过深圳大学举办的全国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会上云集了当时国内外的一些顶尖学者，像汤一介、庞朴、杜维明等，我听他与学者谈话，比他与我对话更能学到东西。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去看问题、去思考，直到现在。”陆晓文说。

　　接触过王先生的人都能用一些词语概括他的个性，譬如李子云(文学评论家，曾任夏衍秘书)用“飙”，钱谷融说“专注”，陆晓文说“灵敏、率性”……先生许多次提到自己的“楚人性格”，但他生命中真正能够无条件领受他的这种性格的，也许只有母亲桂月华、妻子张可、三姐桂碧清。(在今年4月的一次探访中，胡晓明看到王先生睡着了，“旁边是先生的碧清姐，93岁的老人，也安静地睡着了。”)

　　母亲1986年过世；张可1979年突然中风，逝于2006年。

　　“先生为师母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常常就坐在师母身边陪她，这样他觉得心安。他每天都去看她，或者通过儿子、保姆问她的情况，有时说着说着他会眼睛红起来。”胡晓明对于先生如此的深情，印象很深。

　　此后经常帮助王元化整理文稿的蓝云女士则说：“先生总是说，我这里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很孤独。开始我没有很在意。他说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他说我不寂寞，但是我很孤独。”

　　今年4月，远在美国的林同奇先生在致胡晓明的电话中说：“我与元化先生是差不多年纪的人，他的思想非常可贵，我非常理解他，能懂得他这些思考的人，已经不多了。”

　　每一位卓越的长者逝去，难免有人痛挽“最后一位XXX去了”。然而追索逝者的师承关系，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思想的香火是在如何地传衍，感觉到其间绵绵不绝的力量。具体到王元化先生，往上追溯，可以见到王芳荃(王元化的父亲)、汪公严(为王元化讲授《离骚》、《文心雕龙》和《文赋》)、任善铭(为其讲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韦卓民、熊十力(王元化曾为其抄书，传为美谈)诸先生的影子，而王元化影响过的后辈，更是为数众多。

　　先生去了，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仍在运行。

　　“合译莎士比亚，是我们一生美好的回忆”

　　——王元化追忆张可

　　（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2006年8月6日上午9：20左右，王元化接到妻子张可去世的消息。一个多月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采访前与先生说定，只谈张可。

　　时间：2006年9月11日下午

　　地点：庆余别墅210房

　　她很朴素，不喜欢修饰

　　人物周刊：您第一次见到张可先生是什么时候？

　　王元化：1938年的春天还是秋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平津流亡同学会分许多小组，各小组要排点戏。我那时候刚入党，跟杨凡在一个小组里边，他最早是文委系统的。张可那时候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在演剧队。剧社常到难民收容所演一些抗战救亡的戏，称为“国防戏”；有时候也去步兵营演出，像收容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当时称作“孤军营”。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一个清华来的姓黄的学生家里，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的XX里，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当时还有一个叫郑山尊的，抗战前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当时刚刚释放，给剧社导演戏。他们介绍张可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坐法租界42路公共汽车去的，红色的单层Bus。

　　人物周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

　　王元化：她很朴素的，剪一个不长不短的齐肩发，穿一件旗袍吧，也不是很考究的布料。从我认识她到结婚到后来，她都是不喜欢修饰的，擦粉啦，口红啦，都不大弄的。偶尔把头发梳成个辫子盘在头上，就算很时髦了。记得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去京都剧院看她，我小时候是很吊儿郎当的，那次去穿了一条西裤，当中裤缝也没有的，她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式的裤子就来了，这样不好。”呵呵，批评了我一下。

　　人物周刊：那时你们俩都入党了吧？

　　王元化：我是1938年入党的，她比我稍微晚一点点。

　　人物周刊：入党的时候，她称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

　　王元化：是的。她一生都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情绪，她都是很淡的，她哥哥满涛(张逸侯)说她就是4个字——“轻描淡写”。像我们谈恋爱写信，我也不是喜欢很肉麻的那种，但写信称呼，我有时去掉那个“张”字，称她一个“可”，她收到信后就说，以后不要这样称，还是叫张可。我们新婚时在北平，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那个二房东就笑：“王先生啊，你们两个真奇怪，你叫她张可，她叫你王元化，怎么都是直呼其名啊？”我就说，我们习惯是如此。

　　人物周刊：似乎张可先生接受您，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吗？

　　王元化：小时候也不懂，20岁不到，有点愣头愣脑的，只是对她很好啊。我对她说，我要约你谈谈。她说，好。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我没有带钱，说你买两张票。所以她后来笑我，“你约女朋友谈话，倒要人家买门票。”在公园里我就说，我对你怎样怎样。她当时非常冷静，说你怎么会……当时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哑口无言，于是大家就散掉了。(笑)

　　人物周刊：当时她们剧社有哪些活动？

　　王元化 ：剧社的活动主要就是在38、39年。先是在星星小剧场演，38年我认得她以后，是在星光大剧院演抗日救亡的戏，早场，卖很便宜的门票。有次她演一个独幕剧叫《锁着的箱子》，给我几张票。我那次没去，票给了我姐姐和表妹。我姐姐回来说，张可演得很好。其实她演戏不是太理想的。

　　张可气质平和、文静、含蓄

　　人物周刊：你们从38年认识到48年结婚，怎么相隔那么久？

　　王元化：这个很简单嘛，开头也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恋爱，都是小孩子，不大懂嘛，后来才慢慢地……我后来也不大找她，表示我很喜欢她什么的，都不说了。我只是常到她家去找她哥哥满涛，我跟满涛是朋友，他哥哥比我大三四岁吧，当时刚从欧洲回来。他本来在复旦大学读书，参加一些救亡活动，被国民党巡捕房抓了去。他的伯祖父张一麐(注：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把他保出来，送到日本去留学，去的时候只有十几岁。他跟我说过，离开家刚到日本，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听到日本人“唔唔唔”唱一种很凄凉的调子，就哭起来了。他从日本又到美国，学的是化学理论。抗战爆发他想去苏联，人家没有让他去，他当时想学俄文，我就介绍姜椿芳(后来是大百科出版社的总编辑)去裕和坊教他读俄文。

　　人物周刊：那时候她家住在裕和坊4弄2号是吧？

　　王元化：她们家是苏州世家，比较富裕的一个大家族。一开始她们家住在贝当路(今衡山路)集雅公寓，离这里(庆余宾馆)很近。后来她祖父在裕和坊买了房子，就是现在南京路美术馆对面的一个弄堂里。

　　人物周刊：张家兄妹俩性格相差好像蛮远的。

　　王元化：张可是气质很平和、很文静的这么一个人，她很含蓄。她哥哥有时候会有一点很强烈的情绪，譬如不喜欢什么，是要流露出来的。张可不会。她跟我的性格也完全不一样，我是湖北人，楚人，感情强烈，比较冲动，她不是，她十几岁就是那样子。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分析过她的性格是怎么来的？

　　王元化：跟天性有关系。人的气质与出身、家庭环境、教育有关，但也跟基因有关系。我们现在逐渐承认摩尔根遗传学中有关基因的说法，以前我们都是不承认的。像我身上，就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譬如感情冲动这种，但它们偏偏就在我身上，虽然我也有意识去避免它们，但这是基因决定的。

　　人物周刊：像张可先生这样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怎么会参加革命的呢？

　　王元化：可能跟她哥哥有关吧。当时整个就是那样一个氛围，红色的，革命的年代。暨南大学当时请的老师，像周予同这些，都是革命的。世界范围里也是这样，那些苏俄的文艺作品都是革命而充满激情的。

　　人物周刊：性格上的差异，会给你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小摩擦吗？

　　王元化：她很好，我们不大有(争执)。我有时候会急躁，她从来不，她不作声。她从来没有跟人脸红过，很善良的一个人。她是不大喜欢表露自己内心世界的，话很少。有时候我很希望她来跟我讲话，像“文革”期间，我也隔离，她也隔离，碰到了，我在这头看书，她在那头看书，她不讲话的。有些小的玩笑她很喜欢，她很善于抓住人的特点，像竖起一个大拇指，对我说：“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我的性格比较容易跟人吵架，跟她从来没有。她脾气好，吵不起来，她顶多不来理睬你。但我也不乱跟人家吵架。

　　张可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

　　人物周刊：对您研究的一些课题，譬如黑格尔、《文心雕龙》、“五四”反思、杜亚泉这些，她跟您说过自己的意见吗？

　　王元化：对太理论的东西，她不大有兴趣的。她是学英国文学的，喜欢看文学书。我们在一起弄过一个莎士比亚的研究(叫助手拿书，再版的《莎剧解读》)。

　　这是我们一起的照片(1997年)。这是她的手迹，抄我译的稿子。这是我抄她译的。你看，我的小楷不如她的写得好。我当时把她抄的译稿拿给傅东华看，傅东华说，“你的字很好啊，是不是临过什么帖？”我就跟他讲：“这是我妻子抄的。”(指封面)你看，她的名字排在我前面。

　　人物周刊：怎么会合译莎士比亚？那时候您好像正患肝炎吧？

　　王元化：得肝炎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55年因胡风案被隔离审查，57年放出来，一直没有工作，直到60年才安排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冿贴很少，主要靠张可的工资，所以就替旧书店翻译一点东西，我那时候跟父亲一起译了英国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她也翻译一点书补贴家用。

　　一开始我是不大喜欢莎士比亚的，觉得他语言雕琢得太厉害，将他归入“夸张、做作、过时的伟大天才”一类。我喜欢契诃夫，着迷于俄罗斯文学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

　　战前我买到生活书店出版的《别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读到他对自然派文学技巧的一段概括，大意是说，一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过人的才华；那些响亮的独白，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是庸才依靠博学、教养和生活经验所得来欺骗读者的，他们不会描写日常的平凡的生活。这段话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对艺术的看法。

　　那时我跟张可有时还要为此争一争的。她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人物周刊：作为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被看好，同时代的本·琼森当时更获好评。他的剧作句子冗长，批评者说可以“删去千行”。到19世纪，人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莎士比亚。您是否觉得这种“再发现”里有后人演绎的成分呢？

　　王元化：(拍拍书)这本书里都讲到了(指张可译的泰纳的《莎士比亚论》)。也是很巧，1957年2月我结束隔离审查回家以后，常常到四马路一家外文旧书店去淘书，一个礼拜去几次，是我50年代后期的一件乐事。法国的泰纳、丹麦的勃兰兑斯、德国的施莱格尔是文化历史派三位主要的理论家，泰纳写了那么厚一本《英国文学史》，旧书店进了凡隆的英译本，我恰巧买回来了。这部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是专论莎士比亚的，张可就是根据这个英译本翻译的。

　　当时张可在学校里教莎士比亚，所以我看到莎士比亚就会买回来，比方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演讲录》，那个很难译，后来我没有译完；还有赫兹列特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序言》。当时很难找到的施莱格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演讲录》，是一个朋友朱维基——他是新月派诗人，跟林徽音、邵洵美他们一道的——借给我的，他是少数几个还来找我的人中的一个。

　　莎士比亚的舞台生涯从伦敦开始，最初做过非常低贱的工作：人家坐马车来看戏，他给人家牵马并看管它们，然后才是一个最下等的“剧院仆役”，也就是一个学徒或者临时演员。他获得今天这样高的地位，跟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有关。19世纪莎学的两大学派，以柯勒律治为代表的英吉利学派和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学派，发生过很严重的论争，就是谁先对莎士比亚以浪漫主义的精神作全面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莎士比亚的作品到19世纪被选进了牛津出版社出的那种Pocket Book(口袋书)，跟本·琼森等人的作品收在一起，那种书的字咪咪小，我看也看不清。

　　我觉得这种重新评价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价值。虽然他的剧作中常常把在地图上明明是内陆的古代国家搞错，写成临海的，但他很不得了。他的作品是浩瀚的，他对人类的Passion(情和欲)有极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不晓得他是怎样窥见世上各种人的内心秘密的，这些话想要让本人讲出来，我说是“威胁以刀锯鼎镬也不肯吐露的”。从《奥瑟罗》开始，我重读他的东西，确实觉得他了不起。

　　她为家庭付出很多

　　人物周刊：会不会觉得张可先生生错了时代？她这样的一个女性。

　　王元化：不能这么讲的，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们不是很适应吧，当时那个环境。阶级斗争的调子提得很高的时候，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就是敌人、囚徒，背叛无所不在。我不大能忍受的，她的承受力比我强。

　　人物周刊：张可先生也喜欢京戏吧？她好像蛮推崇女老生张文娟。

　　王元化：她原本不喜欢的，是受我影响。她跟张文娟很好。

　　还有范瑞娟，也很喜欢张可。我们本来不喜欢越剧，但我对范瑞娟印象很好的。一年多以前吧，她自己生病住在华东医院，说要去瑞金医院看张可，打电话给我说你领我去。我就坐车去把她接出来，开到瑞金医院。好了，从此以后不找我了，自己去，经常去，他们(指医护人员)有时候也不跟我讲。很多好吃的东西她都拿了去给张可吃。

　　这次在衡山路礼拜堂开追思会(8月12日)，她一定要磕头，我们拼命拦她，说这是基督教堂，不大合适的。后来她就领着大家三鞠躬。

　　人物周刊：好多人都提到吃过张可先生烧的菜，葡国鸡什么的。

　　王元化：她很会烧菜的。其实一开始她不会，她在父母家里不烧菜的。同我结婚以后，她说：“我来试试。”她学她母亲汪毓秀，喜欢弄胡适也很喜欢吃的安徽人的那种一品锅，弄个蹄髈啊，弄只鸡啊，很多鸡蛋啊，火腿啊，白菜啊，放在一起。我们刚结婚在北平的时候，她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个锅，备齐这些东西，烧好端出来。我一吃，不对啊，整个是苦的。

　　可是后来她很会烧菜。姜椿芳到上海来，最喜欢吃她烧的菜。我们家买了个大的圆台面，有客人就支起来。

　　人物周刊：我访问的许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王元化：(沉吟)有一点我是内疚的，同我结婚以后，她为家庭付出很多，相夫教子，安排家庭各种事务，我都不管的。我拿了工资就全部交给她，要用钱了，就问她要，“给我两块”或者“给我4块”，没有超过4块的。她也讲我的，“你怎么两块钱也要问我要，一个铜板都没有。你应该放一点在袋袋里的。”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讲，我这一生没有挨过扒窃，挤电车什么的没有人摸过我袋袋，因为我没有钱。

　　她把家庭理得非常好，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家里经济上有危机。“文革”的时候，她把呢袍子夹在中式棉袄里，很舒服、很大方，也很暖和。家庭这副担子都是她挑的，所以我能腾出来专心写文章。

　　后来她身体不好了，我也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譬如该穿什么衣服啦，去买回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人物周刊：张可先生中风之前有没有什么前兆？

　　王元化：有一些前兆的。她血压高，但一直不喜欢看病，每次都是我跟儿子催她去医院检查。她无所谓，用4个字讲就是“轻描淡写”，她对世事的态度就是轻描淡写。看病回来，吃几天药她就不吃了。我跟儿子虽然催她，但不可能天天盯着她，这也是我们很后悔的地方。

　　从79年到现在27年了，医生也说很罕见，跟她同时得同样病的人，很多人老早就过世了。可能跟她的性格有关系，她对生命没有那么紧张。

　　王元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

　　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

　　（林毓生口述 本刊记者李宗陶采访整理）

　　从2006年2月15日到达杭州、在中国美术学院任客座教授，至与记者见面的4月14日，林毓生已赴沪探望王元化4次。每次在一起讨论学问和问题3天，同住庆余别墅。

　　林毓生有一头绸缎般的白发，穿一双圆口黑布鞋。

　　我第一次见元化先生是1991年2月，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开的一个学术会议(“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上。大陆、台湾、海外都有学者去。一般学术会议要求讲英文，这个会很有意思，要求都用中文讲。

　　在这之前，我们辩论过。我写过一本研究“五四”的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从写作到出版，10年心血。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1986年译成中文，1988年又出了修订本。

　　我是带着关心中国问题的心情写的，谈的是“五四”时期整体主义的反传统思想。国内有很多意见，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元化先生就属于反对的一派。《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他一篇很长的书评，两个整版，分两天刊登。

　　我当时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为期两年的研究，文章刊出第二天，有人拿报纸给我看，说林先生有个人批评你，写得很长。我看了，觉得有误解。

　　我的书主要是谈“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但是人脑是很复杂的，譬如有情感的部分，有理智的部分，有情感理智掺杂在一起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非意识形态的部分里，存在一种肯定传统的思想。我的书，讲的就是意识形态反传统的部分与非意识形态肯定传统的部分的冲突，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这个分析是很复杂的，但国内读者把我的分析简化成：我认为，“五四”时期的大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领导的反传统运动是一个要整体打倒传统的运动，等等。

　　我那时候不认识元化先生，所以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反驳，根据报上的地址，寄到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但没人理我，呵呵。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有几个人帮我侧面向编辑问过，他们说，这个不能发表。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开会时，我见到了元化先生。他是我的前辈，我就到他房间去拜访他，呵，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谈了四个多钟头，从晚上7点半一直到午夜12点，谈了很多。

　　为什么有缘？就是一见之后，元化先生觉得我可以信任，我也觉得他可以信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很玄妙的东西，先于你头脑的分析，也许仅仅是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给你一种直觉。对方是哪一类人，可否信任，这就是人身上的一种气。王先生身上，“五四”以来爱国知识分子的气很重。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有一种自觉，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好一点儿。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东西，交换了一些思想上、生活经历上的认知。譬如我知道他受过“胡风事件”牵连，受过隔离审查；他也晓得我是殷海光先生的学生，继承的基本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虽然我对前辈自由主义的思想论证并不太同意。

　　王元化先生在他的《一九九一年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他们的这次交谈的：

　　“这天晚上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十二时以后才散。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甚至时时会口吃。我逐渐了解到，他讲话的时候，对于遣词用语是非常顶真的。但这并不是为了语惊四座，扬才耀己，也不是为了刻意雕饰，炫人耳目。他是平实的。了解他的人可以懂得，这是由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所养成的习惯。加上他那毫不苟且的认真性格，使他在讲话的时候，唯恐词不达意，尽量想说得最准确、最完善，因此他无论在与人谈话或在会上发言，有时都会讲到一半突然而止，口中喃喃，似乎在与自己商量，斟酌如何表达。每逢出现了这种情况，会场上总会有人发出笑声，但是他全不在意，下次仍然一样。……他的认真被有些人视为‘迂’，但我不这样看，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性格，虽然在程度上我是比不上他的。

　　“我们在夏威夷最初见面的长谈中，他向我谈到台湾问题。他的谈话使我感觉到，他不是关在书斋里啃书本的学究，而是一个关心世事和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小时随着双亲到台湾落户，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听王蒙说，他在北平上小学时，林毓生也在北平，上同一个学校，在同一班级，而且两人都常被老师称赞。)他关心台湾的民主进程，他是以一个超党派偏见的学者来谈论这一切的。他还谈到他到美国后和台湾一位青年学人的交往，当这位青年学者由于在台湾争取民主而被关进监狱，他想方设法去救援，按时探监，送去书报，并共同学习讨论问题，长期不懈。这些经历都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像我们这里的那些人一样，抢旗帜，立山头，拉帮结派，在行为上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他把自由主义原则贯串在自己的行动里，这是他值得敬重处。”

　　后来就经常联系了，打电话、通信，都很方便。主要是谈一些问题，譬如如何发展中国的文化、思想、教育等等。

　　我们的背景不太一样。元化先生是从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研究、黑格尔研究，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我是从研究西方政治社会思想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1963年的时候，我自己面临一个小小的精神危机：在确立人生第一个系统性的研究专题时，我不知道究竟应该继续研究西方思想史还是转向研究中国思想史。我老师哈耶克先生当时已从芝加哥退休，去德国教书，中间又回来，我向他请教。

　　“我没法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经验。”他说，“我所有的工作都和我个人的关怀有关。”就这一句话，帮我把所有的困惑厘清了。

　　虽然进入途径不一样，但元化先生跟我的关怀很接近，有很多共同点。而进入途径的不一样，让我们可以切磋互补，我们谈话很容易接轨。我们关注的是近百年来思想史上的问题，譬如我们国家走过的路，在有些方面，我了解的没有王先生多。

　　这是20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认为元化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元化先生也认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最好的朋友不是开玩笑的，一辈子只有几个。

　　我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客座，跟同学们讲到卢梭时，发了一篇很长的阅读文献，剖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王元化先生写的，写得很细致。元化先生进入思想史以后，很有成就，这篇论文就是代表之一。此外，对杜亚泉的评价、对“五四”的反思，都表明这种成就。

　　元化先生一生经过好几个阶段的反思，他反思的成果在哪里？就是他觉得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一个尊重人的前提上；应该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使得尊重人从口号变成具体落实的东西。

　　元化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大老”，英文叫elder，相当于西方的senior statesman，资深政治家。国内肯定有人会讲，元化先生是思想家，说他是政治家不是把他看低了吗？如果用世界语言来讲，搞政治的人应该有三种概念：政治人物，这是中性词，不带褒贬；政治家，是尊称，褒义，他的施政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好处的；政客，贬义，他搞政治是为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虽然嘴上也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元化先生的思想是有现实意义的，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所以，我说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

　　国家很大，到这样层次的人没有几个的。他不是一时的激情，也不是临时的反应，不高兴了骂骂人。他是稳重的，对我们的国家应该怎么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应该怎么发展，他是想得很深很透很全面的。国家不尊重这种资源，那你尊重什么呢？

一代名报影印再版

文：李星星   转自：出版商务周报

　　1872年创刊的《申报》创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多个之最：中国近代出版最早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我国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最早出版“号外”的中文报纸、最早使用电传新闻的报纸……
　　100多年后，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申报》（全套共400册，8开，精装）再次创下了第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多个之最：印张最多的一套书，全套书达41000多个印张；定价最高的一套书，全套书定价28万元。
　　4月26日，在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召开的《申报》、《申报索引》新书推介会上，上海书店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该书的高定价以及较高的学术性，该书的读者群定位为学术研究机构、图书馆等。据了解，出版方已经收到不少机构的订单，发行前景看好。
　　在上海书店社的历史中，《申报》影印本的出版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部门就曾多次打算影印出版，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由上海书店社影印出版。该书首批影印了500套，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上海书店社为了把书印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除得到上海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外，还向北京、南京、桂林等地图书馆求助，将全书配补齐全，又对原报油墨、污损的地方进行修描。前后参与该书编辑出版的专家学者有100多位，而如今，这些专家学者都早已是图书馆界或新闻出版界的“前辈”了。
　　与此次《申报》影印版一起面世的，还有编撰时间长达20年的《申报索引》。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申报索引》编撰。《申报索引》全套30册。由于《申报》跨越时间过长，内容极其丰富，部分资料搜集整理起来有困难，因此目前出版的《申报索引》只收录了《申报》从1919年到1949年31年间的全部报纸。

著名学者王元化在沪去世

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

 作者：徐颖   转自：新闻晨报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先生，因肺癌抢救无效，于5月9日22时40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88岁。

　　王元化，号清园，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1983年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论文集《向着真实》、《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读莎士比亚》等。

　　始终心系《中国新文学大系》

　　缠绵病榻的王元化先生，一直关心着国际国内的时政和学术问题。在王元化住院期间几乎每天都去陪伴的华东师大研究员吴洪森告诉记者，三天前，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前往医院看他。王元化先生看到汪教授来了，马上就问他：“你 看中国经济今年怎么样啊？”汪丁丁大声回答他后不久，王先生就昏迷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

　　身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第一任总编辑，王元化先生与上海的出版事业有着不解之缘。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任总编辑郏宗培昨日告诉记者，王老两年前受邀于上海文艺社，担任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的总主编。“王老对这项工作非常支持，当时就欣然应命了。此后，他对丛书的编辑工作就一直很上心，从未由于自己年老体弱就‘顾而不问’。”

　　郏宗培说，王元化非常重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认为这是保存珍贵史料的极有意义的工作，因此对编辑工作的关心从未间断。去年5月，文艺社在杭州召开《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分卷主编会议，王元化因病不能出席，但他还是抱病口述了一份书面建议，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新文学大系’应该如何对待敏感作家及其作品，丛书某些分卷的设立有无必要等等。同时，他还向各分卷的主编提出自己的详尽见解，并要求分卷主编们在编纂丛书的过程中，个人主观意识不能太强，要公正客观。”一个月前，编辑去医院看望王老时，王老还表示，只要身体能行，一定继续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

　　《读莎士比亚》 成最后的生日礼物

　　去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的88岁生日。在生日来临之际，王元化得到了一件最可心的生日礼物。那天，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王为松给老人送去了30本羊皮精装本《读莎士比亚》，书壳为葡萄酒红色，书名烫金，勒口三面镏金，令人联想到英国查令十字街书店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剧作的羊皮本。王为松把书送到瑞金医院王元化先生手中，当时在场的王元化姐姐认为，这是元化先生出过的书中最好的一本。

　　王为松昨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十分感慨：“我们是为老先生88岁生日特别赶制的，我知道这本书对王先生的意义，那是他生活比较困顿的时候，夫妇俩合译的。曾听王先生说，译这本书时，他和张可没有社会交往，没有工作，在政治身份上沦为‘贱民’。这时候，张可拉他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翻译作品，逐渐燃起了他工作的热忱，使颓丧的心逐渐焕发出光彩来。”

　　王为松还补充了一个细节，《读莎士比亚》一书曾于1998年出版过，当时署名为张可、元化。此次重新出版，王元化做了一些修订。出版社方面建议，署名是否改成王元化、张可。没料到，王元化坚决反对，一定要保持原样，而且坚持用“元化”两字。王元化曾说过：“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读莎士比亚》一书，是王元化、张可夫妇半个世纪相濡以沫走过风云岁月的见证，也是夫妇二人在学术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

　　希望“王元化学馆” 成为学术研究中心

　　去年12月份，华师大正式开始筹建“王元化学馆”，华师大出版社拿出100万元启动资金。王元化是华东师大特聘教授，学馆就设在校园丽娃河畔的“红楼”，总面积大约400多平方米。

　　吴洪森告诉记者，此前，王元化先生早就把他的所有手稿、信件、日记、笔记等，分别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学馆如做相关展览，将会和上海图书馆与档案馆联手协办”。

　　对于这个馆的定位，王元化先生曾反复表示，千万别让这个学馆变成一个纯粹的个人纪念馆。他要求，把它办成一个人文研究基地，把他没做完的学术研究做下去，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心。

　　哪些才是王元化先生的未竟课题呢？吴洪森表示，王元化先生是一个通才，涉及的领域很多，比如，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古代哲学的研究、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还有他晚年谈得较多的学术问题，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抒情性特点以及京剧与传统文化等等。王元化说，对于这些学术课题，他实际上只是提了一个头，希望后人能够依托“王元化学馆”，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吴洪森还透露，王元化不仅对学馆的定位有自己的看法，甚至连该馆的设计方案，也由他亲自定夺。年轻的设计师为此设计了10多种方案，王元化最后选中了英式风格的设计，“他是个十分追求完美的人，注重每一个细节”。 

熊十力先生《乾坤衍》读后

文：李天纲   转自：新民晚报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了一套《十力丛书》，最近出到《乾坤衍》，是熊十力先生晚年研读《易经》，发明奥义的著作。十力先生被推为中国二十世纪最有活力的哲学家，数一数二，此言不虚。然而，读者不必为此敬而远之，《乾坤衍》固然不是一窝“心灵鸡汤”，却也不真的就是艰涩难懂。十力先生讲哲学，不故作惊人之语，不敷衍华丽章句，但也不玩弄概念。真正的哲学家，常常援引街头例子，却每每具有十分的深意。五六十年代，十力先生住沪西淮海中路2068号，“步行市区街道，望见汽车奔跑而来”，心生判断，果断规避汽车。于是，他便思考：是“心主导乎物”、“乾主导乎坤”，“乾心”比“坤物”更优先，更重要。那时的十力先生，不满意横扫一切的“唯物主义”，《乾坤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年没有几个人顶着风气，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
    
    “《易》为‘六经’之首”，历来的儒家学者，都把《易经》看作是一部极其深奥的书，把它作为儒家思想之根本，是中国人做人行事之准则，是“形而上学”。孔夫子从政失败，退而教书的时候，延续了古代的说法，向他的弟子们说：“伏羲制卦”，定“乾”、“坤”，演化成天地人类。儒家深信：《易经》是所有中国人的老祖宗伏羲始作的。伏羲得了上帝的启示，按照天书“河图洛书”，依样画了“八卦”，作了《易》书。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比较一下：中国人的《易经》，相当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创世纪》，是一部专讲“天地之本”和“人类之源”道理的奥秘古书。
    
    历数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六部经典，《易经》最是首要，但是在循循善诱的孔子看来，《易经》是“形而上”，弄不好走火入魔，因此不适合拿来作为启蒙教材。孔子先教文学（《诗经》）和历史（《尚书》），他把哲学（《易经》）放在所有课程的最后，留给高年级学生读，孔子本人也是“五十以学《易》”。《易经》不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能够轻易读懂的，要放在人生的后期，用半世的甘苦才能稍稍体悟。
    
    熊十力先生也是在晚年专心研读《易经》的。十力先生1968年去世，《乾坤衍》则于1961年完稿。当时的气氛中，自然是无人承应出版这样的一部背时的著作。幸由家人在中国科学院印刷厂自费影印，方才得以存世。这样一部阅尽二十世纪人间沧桑的重要著作，完成在依然激荡的五十年代，在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上海，不能不赞叹熊十力先生有着超乎常人的定力。王元化先生在该书《序》中告诉我们：“十力先生早岁忿訾孔子，中期疑佛，最后归宗大《易》。”当时熊十力先生已经“由佛转儒”，元化先生给我们描述了十力先生在淮海中路起居室内的“君师帖”：孔子居中，阳明、船山列为右、左。在“批儒”、“反孔”的风气中，十力先生这种“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的性格，确实是特立独行的。元化先生赞之，称之为是和王国维、陈寅恪诸先生一样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学术”，确乎其然。
    
    熊十力先生的晚年著作，均在上海完成，实在是本市文化界之幸事。近年来，徐汇区政府注重保护区内名人故居，很多文化名人的旧居得以挂牌保护。十力先生写作《乾坤衍》时候居住的淮海中路2068号住宅，完全够得上上海文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应该予以挂牌纪念。徐汇区文化局的朋友们答应考虑这个提议，令人欢欣，书此以俟之。

《无轨列车》第二辑再度发车

《人间世》出版

陆谷孙、葛剑雄、刘绍铭、扬之水、李长声、舒国治、严锋、

梁文道、娜斯、孟晖等“万象阵容”再度亮相郑州全国书展

《无轨列车》作为陆灏主编的“无主题变奏”系列读物的第一辑出版后，广受读者和媒体的关注。有不少心急的读者、记者纷纷来电来信打探、了解《无轨列车》第二辑何时出版，热心的网友还在豆瓣网上开设了“无轨列车”小组，交流读书心得，讨论喜欢哪篇文章哪个作者，好不热闹。

当《人间世》开印消息在豆瓣网上传开后，“无轨列车”小组里还开展了“《无轨列车》第二辑书名竞猜”活动，有的猜“十字街头”，有的猜“宇宙风”，有的猜“风雨谈”，几十位网友一百多条发言几乎把民国时期的老刊物一网打尽。

有趣的是，《无轨列车》出版后，刚开始一下子说对书名的几乎没有，有说“无轨电车”的，有问“有轨列车”的，《人间世》的答案公布后，来问的人还是说成“人世间”“在人间”。看来高尔基《在人间》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庄子和林语堂。一些网友爱刨根问底，把“人间世”一词追溯到春秋战国，说《庄子·内篇》中就有一篇题名“人间世”，很古雅；也有的说“庄子的《人间世》这个名字，可以解释为：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或者，我更喜欢把它分开来念：人间 世，讲人如何进退、栖居于这个世间。意境恢宏。”

陆灏主编的《人间世》一书书名借用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的刊名，呈现人间万千世相。其实是编者有意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刊名来命名今后出版的每一本集子。

《人间世》收录陆谷孙教授的长文《我的父亲》，此文是作者特为即将出版的都德作品集《星期一的故事》而写，父亲对陆谷孙教授的人生有着深远影响，陆教授一直以父亲为豪，文中表达了对堪称人生启蒙老师的父亲的深切缅怀；《同等学历的岁月》中，叶扬追溯了父母兄姐继承“老叶家的传统”，轮番上阵教他学习中英文那一段岁月。

葛剑雄教授《我所经历的抄家》，以自己亲身经历回顾了文革中动乱的一幕；大海是男人的气概和浪漫的载体，梁文道《船上的日子》揭示了男人在经历海上的孤独之后最终还是回归陆地的真相。

舒国治决意盘点近十五年来两岸三地的老电影佳片三百部，《舒式电影院》的“佳片有约”率先推出四十部；严锋的《好“书”》描述了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对阅读的异化——电子阅读器的爱恨参半的复杂情感。

姐姐写“香草美人”，妹妹写“裙带关系”。娜斯、孟晖一对文坛姊妹花，从中西方版本的植物笔记，脍炙人口的“斯卡布罗集市”与欧芹、鼠尾草、迷迭香、百里香，郁金香的往事，到古代仕女随身佩带的盒子、坠子，各有特色，各有文章秘技，令你眼界大开。

老招牌的“安持人物杂忆”和神乎其神的《礼部侍郎李文田的秘技》，刘绍铭的“演讲术”，李长声的“东瀛书声”，都在在体现独特的陆氏风格。

封面依旧素面朝天罗列了所有作者的名字，“人间世”集颜真卿字，与褚遂良的“无轨列车”倒也相映成趣。

《人间世》，陆谷孙、葛剑雄、梁文道、孟晖等著，陆灏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8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陈琪，定价：28元。

联系方式：

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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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资讯:http://hexun.com/shsd2008

人间世  目录

舒式电影院——近十五年两岸可见老电影佳片三百部（一）…………舒国治

我的父亲……………………………………………………………………陆谷孙

同等学历的岁月……………………………………………………………叶  扬

《读书》十年·关于梵澄先生（续）——日记摘抄……………………扬之水

三姑母谢月眉………………………………………………………………迟  小

好“书”……………………………………………………………………严  锋

演讲术………………………………………………………………………刘绍铭

井（春上村树密码）………………………………………………………李长声

船上的日子——我读康拉德………………………………………………梁文道

香草美人——植物笔记三则………………………………………………娜  斯

裙带上的关系………………………………………………………………孟  晖

观剧忆旧……………………………………………………………………沈鉴治

我所经历的抄家……………………………………………………………葛剑雄

冬日喷薄的早上——一九七七年岁尾私事………………………………国  光

张发奎评骘政坛人物………………………………………………………胡志伟

礼部侍郎李文田的秘技……………………………………………………张荣明

报应（安持杂忆）…………………………………………………………陈巨来

人间世  封面

《人间世》（第二辑）

本书借用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的刊名，呈现人间万千世相。父亲对陆谷孙教授的人生有着深远影响，陆教授一直以自己是父亲的儿子为豪，在《我的父亲》一文中他表达了对堪称人生启蒙老师的父亲的深切缅怀；《同等学历的岁月》中，叶扬追溯了父母兄姐继承“老叶家的传统”，轮番上阵教他学习中英文那一段岁月；在一个普通知识青年的记忆中，1977年岁末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不啻是一个福音，《冬日喷薄的早上》记录了那段令他终身难忘的从青工到大学生的经历；严锋的《好“书”》描述了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对阅读的异化——电子阅读器的爱恨参半的复杂情感；大海是男人的气概和浪漫的载体，梁文道《船上的日子》揭示了男人在经历海上的孤独之后最终还是回归陆地的真相；《香草美人》是三则中西方版本的植物笔记，脍炙人口的“斯卡布罗集市”与欧芹、鼠尾草、迷迭香、百里香，郁金香的往事，林黛玉与“绛珠草”会令女性读者迷醉。此外，村上春树密码中的《井》，《舒式电影院》中的三百部佳片，古代仕女随身佩带的盒子、坠子引出的《裙带上的关系》，神乎其神的《礼部侍郎李文田的秘技》，都将令读者大开眼界。

『图书信息』

作者：……    定价：28.00元

『目    录』

舒式电影院——近十五年两岸可见老电影佳片三百部（一）…………舒国治

我的父亲…………陆谷孙

同等学历的岁月…………叶扬

《读书》十年·关于梵澄先生（续）——日记摘抄…………扬之水

三姑母谢月眉…………迟小

好“书”…………严锋

演讲术…………刘绍铭

井（春上村树密码）…………李长声

船上的日子——我读康拉德…………梁文道

香草美人——植物笔记三则…………娜斯

裙带上的关系…………孟晖

观剧忆旧…………沈鉴治

我所经历的抄家…………葛剑雄

冬日喷薄的早上——一九七七年岁尾私事…………国光

张发奎评骘政坛人物…………胡志伟

礼部侍郎李文田的秘技…………张荣明

报应（安持杂忆）…………陈巨来